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里还有监狱？当您读完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这个文题一下子就蹦了出来。
北京大学在中国一直开风气之先，或好的或坏的都有。最大好事是以《新青年》杂志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此杂志由陈独秀初创于上海，落脚北大之后才阵容扩大，论锋逼人，震动全国，其影响、薰陶或刺激的可堪称中国之最；可最大坏事是什么？那就是“文革”之初，出现在北大墙头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我没有读过北大校史，仅从史料知道“五四”运动期间北大设有监狱。1919年五月四日下午，北京学生齐集天安门，有四五千人之多，群情激愤，提出“外争国权，内除国贼”，把矛头对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并火烧曹宅，痛打章宗祥。当晚有32名学生被捕，经各方抗议营救，五月七日上午10时，将被捕的32人全数释放。可是北京政府五月二十五日发出了禁止人民集会游行和禁止散发传单的命令，六月一日又发出一道命令，不仅攻击群众的爱国运动，并为曹、章、陆开脱罪责。六月三日，北京各大中学学生按照预定计划分做50余组上街，理直气壮进行宣传讲演，被捕去178人，京师警察厅容纳不下，被拘押在北河沿北大法科。陈独秀当时写了一篇短文《六月三日的北京》说：“民国八年六月三日，就是端午节的后一日，离学生的‘五四’运动刚满一个月，政府里因为学生团又上街演说，下令派军警严拿多人……”就这样堂堂学府成了监狱。“校内差役，一跑干净，自早到晚，一百多人连一口凉水也没吃着。”这里虽然不是正规监狱，可戒备更加森严。六月四日，北河沿两岸共搭起二十个帐棚（东边西边各十个），驻扎军队，把北大法科团团围住。就在这一天，学生们按计划以比昨天加倍的人数出发讲演，又被捕去700多人，北大法科也容纳不下，被拘押在马神庙北大理科。第三天即六月五日，学生更加激昂上街讲演，而且带着行李，连牙粉牙刷面包都带着，要去陪伴被拘押的同学坐监。此时，军警已捕不胜捕。当时上海罢工、罢市、罢课的消息已传出，军警不再拘捕讲演的学生，仅驱散听众，后来包围北大的军警也撤走了。曾被拘押的学生并未离去，自己维持秩序，反拘了七个警察，留了两个帐棚，作为人证物证，同时派代表到京师警察厅索取被捕近千人的伙食费和卧具。你们不是拘押了我们近千个学生吗，按惯例你们总得给我们饭吃，给我们睡觉用的被褥吧？这大概也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一个天大的笑话了。
“六三”大逮捕后，北京各校教职员连日开会，一面推举代表请愿，一面通电全国。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在通电中说：“等学生于匪徒，以校舍为囹圄，蹂躏教育，破坏司法，国家前途，何堪设想？”各校长在给国务院的呈文中写道：“学校为国家永久作育人才之基地，非政府随意执行刑法之地。“连日来，到北大法科理科慰问被捕学生社会各团体和各界人士络绎不绝，并送馒头送面包等聊表“感激学生为国宜劳之意”。六月六日教育部派员前往北大，劝说被禁的学生回校，学生不买账。六月七日，大总统徐世昌派员前往道歉，表示政府“处置失宜”，劝学生“回校休养”。但学生已议决，不罢免曹、章、陆暂不离开拘留所。六月十日，徐世昌下令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官职，学生们争得胜利。警备司令段芝贵说过：“宁可十年不要学校，不能一日容此学风！”此时，他也不得不“引咎辞职”。
半个世纪过去，北大也早从沙滩一带迁到北京西郊，可在“文革”时期的1968年，在这个美丽优雅的校园里又营造出一座监狱。这是极其简陋，年久失修，废置不用的两排平房。男女分开，每间住二十来人，每人仅有可躺下的一席之地。这低矮潮湿的小屋里，尘土累积，蛛网密集，霉气扑鼻，潮霉之处所有的小动物这里都有。这里也不是正规监狱，比如没有坚固的高墙，四角没有炮楼，也没有高压电网等等，但这两排平房四面，凡没有建筑物的地方也搭起苇席墙，通往监改总部的通道，设置了很多防护设施，有长矛、有铁蒺藜，夜里重门紧闭，很害怕这一帮“老犯”会“暴狱”。记得参观重庆的渣滓洞时，墙壁上有“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八个大字，这里一排平房的墙上也写有比人还高的八个大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季羡林先生当时觉得，对他们有极大威慑力量的这八个大字，写得龙飞凤舞，极见功力。这里的监改人员，季先生称为牢头禁子，虽然暂时手里不执长矛，但木棒时时在握，其他如自行车链条之类也是现成的，都不是吃素的，这就是北大校园里人人皆知的“黑帮大院”。
“‘革命小将’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始至终所搞的一切活动，那就是：折磨人。”这里折磨人的花样繁多，而且向精致化发展。就从季先生的书中举例。如天天要背诵一段“最高指示”，“倘若背错一个字，轻则一个耳光，重则更严厉的惩罚”。有一个地球物理系的老教授，年纪实在太老了，而且脑袋里除了数学公式之外，连“最高指示”也很难挤进去，就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两眼下鼓起两个肿泡。再如晚间训话，每天吃过晚饭，全体“罪犯”集合在两排平房间的小院里，有一个监改人员站在队列前训话。“训话者高声点到了谁的名字，还没有等他自己出队，就有两个年轻力壮的监改人员，走上前去，用批斗会上常用的方式，倒剪双臂，拳头按在脖子上，押出队列，上面是耳光下面是脚踢……打倒在地，身上踏上一两只脚。”这样的晚间训话，竟每天都引来许多围观者。有一位西语系的归国华侨教授，行将就木，也被弄来这里躺着“改造”。“他住的房子门外就是晚间训话‘罪犯’们排队的地方。每次点名，他都能听到自己的名字。此时就从屋中木板上传出一声：‘到！’声音微弱、颤抖、苍老、凄凉。”这一位重病在身的教授，每天晚上都要神经高度紧张听外面的训话点名，一点到自己就要拼命喊出一声“到”。这声音是不是会使不少人心灵震颤？还有所谓“特别雅座”，这是大院里有一位张老爷，每天晚上都要“召见”一个“罪犯”。他坐在大榆树下灯火辉煌处，一边抠脚趾缝，一边或从精神上或从肉体上折磨一下“鬼”（“罪犯”已不是人了）。被他“召见”的就有“钦犯”陆平。季先生也看到被他分别折磨一夜的一男一女两位老师，第二天均脸上浮肿，眼圈发青。季先生也不幸被这位张老爷在晚上“召见”过两次，第一次是精神折磨，第二次干脆用自行车链条劈头盖脸打下来，真的是打得“一佛出世，二佛涅?”。究竟打多长时间，季先生也不知道，只听得一声“滚蛋”，他才回到牢房，结果脸上，鼻子里，嘴里，耳朵上都流着血，中国早有“士可杀，不可辱”的说法。季先生也是誓不受辱的，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用什么方法，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想了再三，不能死在家里，那样他的婶母和老妻都会吓着。他装好了一布袋安眠药，就要出门去死时，红卫兵砸开门把他揪走了。
（摘自《炎黄春秋》1999年第2期，靳树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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